萨迦随想

07年从日喀则去定日，未到拉孜之前，有条岔路从318国道折向南，司机告诉我，从这里拐进去可至萨迦。

“萨迦”这个字眼，很让我心动，单凭历史课上曾经的一小段——蒙古忽必烈封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、帝师——就足以勾起对这个小城的无边向往了。可惜，当时的往返行程皆全部定妥，无暇再去那里。所幸的是，仅仅一年之后又一次踏上了西藏这片土地，这回，我的计划里有萨迦。

日喀则到萨迦，车子走走两小时左右。后藏地区的九、十月之交，正是收获季节，公路两旁的地里，小麦、青稞割得差不多了，一个个草垛子堆着，让我在车里似乎都能闻到空气里飘着的粮食香。拐入通萨迦的公路之后，前半程大致还是类似的农村景象，然而走到最后一段，不记得从哪里开始的，沿途的民居跟之前的便不一样了：家家户户，青色的外墙上均涂着红色、白色的竖条，视觉上予人一种极强的跳跃感。这些鲜明的色彩提醒我们，萨迦快到了！

很早就做过功课，说是萨迦派俗称“花教”，该称谓便出自于他们墙上的红、白、黑三色。我个人很不赞成用“黄、红、白、花”几个字去随便指代藏传佛教的四大宗派，不过对于萨迦派而言，颜色“花”确实是其独一无二的标记，即便是第一次来，也可以通过“观色”来判断自己是否已经到了这地界。后来，当地的一位进藏干部告诉我，因为建筑墙体很难做到纯粹的黑，所以真正看上去，所谓的“黑”其实是青蓝色的。噢，原来如此，心头的一点儿小疑惑终于释然。

穿过萨迦宁静的街道，车子直接开到了萨迦寺——确切地说是萨迦南寺。

历史上的萨迦寺曾经包括南、北两寺。北寺的年代更久远，始建于北宋时期，后逐步扩大，在苯波山的山脚、山坡形成了一片壮观的建筑群，只可惜，文革的时候，北寺几乎被破坏殆尽，没剩下多少东西。在南寺的入口处，眺望了一下苯波山，遥想北寺当年的盛境，难免一阵感慨惋惜。——关于人的文明史，总是充斥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，通过毁灭来表明自己的绝对正确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萨迦北寺，很不幸地便成了我们自己狂热的牺牲品。

如今尚有得一看便是南寺。南寺从外面看不象寺，反到更象一座城池。跟如同村落般的哲蚌寺、扎什伦布寺等不同，萨迦南寺气势宏伟，呈正方形，四周一圈高大坚固的城墙，而且四个角上修了角楼，一看便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。这一道城墙之内，才是殿堂僧舍之类的建筑。

谈论南寺，那就绕不开一个人，萨迦派五祖八思巴，该寺是1268年由他下令建造的。当时，他以国师之身份，受忽必烈的委派，从北京返藏已有一段时间，旨在为中央政府清查户口、厘定赋税，进行十三万户的行政区划设置。而统领西藏的萨迦地方政权，亦随之正式形成，这种情况下，建一座体现萨迦派政治地位的建筑，自然是顺理成章。至于南寺采用了城池的样式，我想不排除是八思巴长期呆在西北、华北一带，受到了汉地影响的缘故。另一个问题，为何南寺的军事防御风格如此强烈？这大概应归结于元朝管理西藏的行政建制——十三万户。毫无疑问，在朝廷的力挺之下，萨迦派位居十三万户之首，概念上握有对整个西藏地方的统治权。然而，再怎么说，萨迦仅仅是万户之一，另外十二万户的设立，其实就意味着中央政权对其它教派势力范围的承认。因此，萨迦派与其他万户之间，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冲突的潜流，“老大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，各地的实力派们，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念想。面对或将出现的挑战，未雨绸缪，在南寺兴建的时候考虑到防御问题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进入寺内，主要参观了大殿及两侧的配殿。一踏进萨迦大殿，就发觉它是属于鸿篇巨制那种级别的。殿内若干巨大的柱子，撑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。这些柱子的体格，简直可以和故宫、孔府的相比，尤其是进门后前排中间的几根，是未经任何粉饰的原木，很有历尽尘烟的沧桑味道。这几根柱子都颇有说项，我只记得其中一根是“皇帝赐的柱子”，传说乃是忽必烈给的。

大殿中央，一位僧人高坐着，在给排队的信徒们吹法螺。法螺对于萨迦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因为忽必烈曾赐给八思巴一个白海螺，如今乃萨迦寺的圣物；尽管它从不轻易示人，但是，以“替身”用于平日的祈福却成了这里的一大特点。咱既然来了，当然要入乡随俗，于是也排队到法螺旁边，在其低沉的回响中祈祷默念了一会儿。

大殿的后墙以及左右两侧，是整面的经书架，这便是萨迦寺著名的法墙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国家对萨迦寺的大修尚未完工，经书都存放在另外的库房里；不过，寺里对我们优厚备至，特地带我们去看了看。当库房那扇厚重的铁门缓缓推开，我当即被震得只有惊叹的份儿——这么多珍贵的佛教典籍，恐怕在任何的现代图书馆是看不到的。它们一沓一沓地装在长方的锦函里，历经了七、八个世纪的时光，让你站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南寺大殿的藏书，据说大多数是八思巴时期集全藏之力组织抄写的，因此，透过每一部经书，便是一个鲜活的身影及其耐得住寂寞的灵魂，这些文化传承者日复一日、奋笔疾书，终于凝聚了萨迦的辉煌一脉，存续至今。

如果是有一定艺术功底的参观者，其实还可以说说萨迦寺的壁画的，萨迦之所以被称为“第二敦煌”，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精美的壁画。可惜，这方面我比较“残”，只能看过就罢，啧啧称赞一下而已。

整个寺院看完，最深的印象便是，它的浑厚大气，无不在述说着萨迦派曾经拥有的权威与光荣。忽必烈与八思巴，他们之间紧密的政治与宗教关系，造就出了一段萨迦的鼎盛期。不过，若是再追根溯源，可以发现，真正为萨迦派的兴起打下根基的，是另外一位大德——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。

萨迦班智达所处的时代环境，用一句诗形容最贴切不过：山雨欲来风满楼。那时的蒙古铁骑，已经踏平了西辽、西夏、金等地，其往南扩张的势头锐不可挡；而此时，大兵压境的西藏地区，各部势力自立山头，尚处于一种割据状态。首先有所行动的是蒙古人：西夏灭国之后，被封在这一带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，派出了一支军队攻入西藏，小试牛刀之后又撤了回去。获胜班师的将领带给阔端一条重要信息，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在全藏很有威望。于是没多久，汗王阔端诏令萨班，邀请他到凉州商讨归附事宜。去还是不去？That is a question！以宗教领袖之尊，他可以拒绝诏请，甚至可以振臂一呼、号召抵抗。然而，萨迦班智达再三考虑，最终选择了亲赴凉州，为了有情众生的安乐，与蒙古王室进行谈判。在萨班的随行诸人里，便有他的侄子八思巴——这位未来的萨迦派教主当时才十几岁。

1247年，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面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：自此，蒙古汗国及后来的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行使管辖权，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双方在议定了关于归属的具体条件之后，萨班给西藏的僧俗首领发了一封信——此信如今藏在西藏博物馆——信里敦促大家顺应趋势，尽早归顺。当然，萨班跋山涉水，不远万里赶到凉州，给萨迦派自身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：蒙古汗国授予萨迦派管理西藏地方的权力，这为日后萨迦的鼎盛夯实了基础。

除却历史、政治上的意义之外，我个人觉得，萨迦班智达的伟大还在于，他能够作出决断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化解危机，从而避免了军事对抗中人之生命的失去。这是一个佛教徒的大胸怀。

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人，阿沛·阿旺晋美。1950年昌都战役过后，他向噶厦提出了和谈的建议；同样是他，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，与中央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《十七条协议》。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，在13世纪和20世纪两个时间点上，西藏纳入多民族的大家庭都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，实在是老百姓的幸事。

然而，总有些人对阿沛老人当年的行为进行着乐此不疲的攻击，看看那部美国人炮制的电影《在西藏七年》，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把编派与歪曲当成一项“高尚”的事业来做了。从20世纪50年代距今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而这些喋喋不休依然没有停歇，由此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点：当年的阿沛·阿旺晋美——或者萨迦班智达，在决定选择和平道路的时候，会有多少汹涌的反对浪潮。如果他们有一丁点儿的动摇，怯懦了，屈服于自己的那个利益群体，那战争或许真的将成为最终的解决。感谢佛祖，从这两位历史人物身上，我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，那就是——

选择和平，有时比选择战争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这种勇气，要挣脱自己的阶级、忍受他们的指责，要超越自身的业障、关怀众生的幸福。这，是真正佛的精神。

走出萨迦寺，信步于空荡荡的街头。午后的阳光晒在身上，热得有点晕乎乎的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时间仿佛是不发挥作用的，因此我感觉自己象置身于数百年的萨迦城。这穿越时光的幻境，让我的心里，无限欢喜。